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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C斯科特:读起来不痛苦就不是好的研究?

发布时间:2022-01-14 点击数:

  如果遇上一本艰涩难啃的书,读不下去,我们无外乎做两种思考:一是反思我们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知识积累和理解能力去阅读它,也就是“够不够格”的问题;二是反问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和能力,也就是“好不好”的问题。

  在学科专业化时代,一个人练习专业写作的过程,也就是远离生活用语的过程。学科领域内的专用术语(甚至,同一个学科不同研究方向也各有术语),以及复杂从句使专业写作变得“不直白”“不通俗”。久而久之,当一个人练就了专业写作的本领,让人“读起来痛苦”,可能就被认为掌握了某个学科的专业知识。

  倒不是说,“直白的”“通俗的”就必然是一种好的写作,在人文社科领域,这也经常成为学术民粹化的托词。也不是说,“读起来痛苦”的研究就必然不是好的研究。问题在于,一些艰涩的文本,并不是因为做了多么复杂的思考,而完全是因为错用语法、滥用概念、错置从句,更谈不上言之有物。当读者提出质疑时,他们总是能以“这是经过科学研究的”作为阻挡读者追问的借口。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政治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2020年阿尔伯特·O.赫希曼奖获得者。

  把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作为一个例子来思考学术写作,或许再合适不过了。

  国内读者对斯科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陌生。他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支配与抵抗的艺术》《六论自发性》等书都有中译本,有的甚至成为学术畅销书。他的写作经常从“故事”进入,善于引用文学经典。但是,他并不是在做通识写作,这就是他的学术研究和写作风格。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虽然有学术期刊定期为他寄去样刊,他却“不屑于”翻。神奇的是,他不仅没有错过同行们的前沿研究,他本人反而经常被认为处于前沿,并在2020年成为阿尔伯特·O.赫希曼奖获得者。评委会认为他与赫希曼一样,是一位具有非凡广度的学者。

  他显然不会认同“如果读起来不痛苦,就不可能是好的社会科学”,但他也不认为“读起来痛苦”的研究就是糟糕的。他所看到的一个本质问题是学科研究的过度专业化——虽然他指的是政治学尤其是比较政治研究。在十几年前,他向同行讲述了他的担忧和“反叛”,收录在《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该书访谈了比较政治“黄金时代”的十五个人物,除了斯科特,另外包括研究文明冲突与秩序的亨廷顿,以及将“国家”(state)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找回来的斯考切波等人。

  下文经雅理译丛授权节选自新书《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第十一章,所摘编的内容为斯科特谈学术写作和学科“过度专业化”等问题,有删减,内容顺序有调整。注释见原书。

  《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赫拉尔多·L·芒克、理查德·斯奈德 等编著,汪卫华 译,当代世界出版社·雅理译丛,2022年1月。(点击书封可购买)

  问:您的著作标志之一就是经常引用文学著作。例如,《弱者的武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中就有许多地方引用巴尔扎克和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您对小说的接触如何影响您的研究?

  答:这是个问题。正如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ierdre McCloskey)在他有关经济学的修辞的著作中所展现的,强有力的故事是人们如何在社会科学中进行论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不同的方法来说服别人。在社会科学中,有一种趋势是将结果作为实验报告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好像这项研究是一项真正的科学实验一样:这里是假说,那里是相关数据,等等。但这种陈述通常根本不能概括著作真正产生的实际心理过程。

  在我的著作展示中,我试图让人信服的方法之一就是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并不总是这样做,但《弱者的武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以及《国家的视角》都始于一个故事。在《弱者的武器》中,故事是关于富有的哈吉(Haji)和穷人的。这个想法是通过呈现走来走去的真实的人,通过捕捉书中的一些主要话题,以某种方式把读者带进这个村庄。如果这本书从第二章,也就是理论那章开始,读完它的人就会少得多。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一书的开头有几个故事,包括乔治·艾略特的一些东西。这本书有篇悠闲的第一章。《国家的视角》从18世纪晚期萨克森和普鲁士的科学林业梗概开始。这篇梗概是一个关于国家如何根据一个抽象的体系重新规划自然世界的浓缩故事,我在书中反复使用它,因为我在不同的背景下弄懂了这个故事。

  每个故事都试图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抓住这本书的论点。在《弱者的武器》中这是个人的故事,而在《国家的视角》中,这是抓住整个论点的梗概。你可以说,我在开头给了读者一点甜头,让他们打开书说, “欸,读起来挺有趣的。”这种技巧可能会以牺牲严肃性为代价,但我认为我不会那样。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美]詹姆斯·C.斯科特 著,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

  答:不,我不接受这种观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有读起来“确实”痛苦的、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有些著作读起来令人讨厌,但你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这有必要吗?尽管我很欣赏布迪厄的著作,但我还是会问自己:“他有必要把它弄得这么难吗?他就不能换种说法吗?”

  答:我不会拿手枪顶着人的太阳穴,逼他们去读好的文学著作。他们要么想,要么不想,阅读文学著作不应该被当成像服用维生素那样。但我相信托尔斯泰、果戈理或者乔治·艾略特的观察有许多政治洞见,可以用政治学科的术语来表达。就像主张健康饮食的人说的:“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读什么,你和谁交谈,你就是啥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你只是读政治学的书,只和政治学家交谈,这就像是只吃一类食物。如果这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那么你将不会产生任何新的或原创的东西。你只是在复制主流。如果你要正确地做政治学研究,那么你所读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应该是政治学而应该是从别处来的东西。

  答: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开始写作,因为直到我有了一个详细的提纲,我才开始写。我用屠夫包肉用的大厚纸写下了许多好想法。

  例如,如果我在做山地和谷地的关系研究,这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历史裂隙,我会做一个关于谷地对山地的刻板印象的小分类表。然后我浏览自己所有的笔记,找到所有谷地关于山地的想法。我看什么都要记笔记,所以我总是有一堆电子和纸质的笔记。而且,每当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就把它写下来并归档。整个过程会产生一系列关于某些大想法的中间想法。为了写《国家的视角》,我想出了大约150个点子,大部分都被扔到了剪接室的地板上。最后,我有了大张大张的屠夫纸,然后我用大荧光笔把所有的想法联系起来。有时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会根据它写出一个全新的大纲。

  我认识很多人,他们甚至在对自己正在写的东西仍处于半迷茫状态时,依然能够写作。有时很多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消失或自行解决了。这是一种我希望自己能多培养培养的技巧。

  我写得很慢。如果我一天写三页,我就会想要放焰火庆祝了,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通常情况下,当我写作情绪饱满的时候,我一天只写一页。

  《弱者的武器》,[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4月。

  答:是的。我用手写字,用施德楼(Staedtler)的橡皮擦。每句话至少要写两遍草稿,因为我不喜欢以后再去修改。我尽了很大努力使它成为我一见就喜欢的样子,这包括找到一种恰当的讲述和表达方式。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作家,但我在文法学校有很棒的老师,他们告诉我每句话都要以不同的言语小品开头。如果你以主语开头,下一个就用动名词开头,下一个再用从句开头,依此类推。老师教我改变句子结构,写短句。这里我要提到乔治·奥威尔的文章《政治与英语》。关于如何把文章写得清晰,这是你能读到的最好的一件小著作。奥威尔在20世纪40年代写了这篇文章,其中有些极坏的社会科学写作的例子,尽管其中一些现在在我们看来相当不错。

  答:没错。我为我的研究生做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他们写得很糟糕,我就从他们的作业拿两页纸,然后重写所有内容。当我写完的时候,这两页可能会变成一又四分之一页。有一种标准的社会科学写作方式,拖沓冗长,习焉不察,我们通常也不会多想什么。但是,如果麦克洛斯基说得对——在某种程度上,每件事都是一个故事,如果你不辞劳苦终于有了个点子,那么为什么不以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现出这个想法呢?

  答:我一般不再写文章了。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意味着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如果有人让我为某个会议或某本文集写一篇论文,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在做什么,如果有适合这个会议的东西,那么好。但我的贡献必须与我手头所做的事直接相关。有些学者生活在他人利益的挟持下,从别人那里接受任务,别人要求他们写点什么。结果,他们可能会学到一些他们从没想过自己会学到的东西。相比之下,我有一条自己规划的小道,如果我所从事的工作与其他人感兴趣的工作是一致的,那很好,我感到受宠若惊。但如果不是,那就太糟了,因为那是我要去的地方。

  答:我认为我没有和别人多写点东西是种失败。涉及某个论点要如何加以论证和展示的时,我是个“控制狂”,不过,坦白地说,当我的合作者听从我的意见时,我更容易合作。在农政研究项目中,通过知识上的互予互取,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说到真正的写作,我就有点孤僻了。我有时会认为,这有助于形成一种更凝练的、单一的作者声音,但事实上,这是性情使然。

  问:您在“改革运动”(the Perestroika movement)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您一直强烈批评政治学的某些趋势,例如越来越强调方法的严谨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扩散。您反对严谨吗?

  答:什么被认为是严谨?在政治学中,严谨已经快被定义为狭隘的方法论上的严谨了,尽管你不能挑剔指责技巧问题,但所谓的严谨通常不会让你取得任何进展,因为那些技巧方法不过是被用来回答一些琐碎的问题罢了。

  比如,我在耶鲁的同事唐·格林(Don Green),我很尊敬他,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就认为政治学家应该做实验。他和阿兰·格伯(Alan Gerber)做了个实验,随机选择了两组选民,其中一组在选举前被他们的邻居拜访,请他们投票,而另一组只是写信请他们投票。嗯,他们可以表明,让某人去拜访选民请他们去投票,比仅仅发一封信说他们应该去投票,能带来更高的投票率。这是一个很难的发现,一个真正的科学发现,实验设计可能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然而,我认为他们的发现一点也不重要。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结果。唐·格林的回答是,即使结果不是惊天动地的,至少它是可靠的。他的前提是,假如你得到足够的砖头,最终会盖起一座大楼。我认为,那样你只是得到了一堆砖头。

  更普遍地说,方法论上的简化还原论的难题在于,如果某人指出了在推理和演绎的某个步骤中存在的某个逻辑瑕疵,那么它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成就。所谓的贡献开始被定义为工具的细微改进,我认为,这显然不是我们干这行的初衷。在这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从事的是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这背后又是另一个问题,真正的科学是否真的会按照波普尔和亨普尔等人提出的模型在起作用。

  问:如果政治学家不应该立志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做实验,那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呢?

  答: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确定我是否有答案。我不想说我们就是艺术家,所以让我们自娱自乐。

  在三段论和逻辑学的经典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推理准则,它们需要被使用,而不是被违反。所以,我不认为方法论是浪费时间。但是,政治学家却不得不生存在介于艺术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底层世界里。

  一方面是过分夸张的、扭曲的自然科学形象,另一方面,一谈到自然科学,我们就会有点“阴茎妒忌”情结。我们不可能真正像自然科学那样,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类主体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是受自我反省影响的。一旦你告诉人们你发现了他们的行为规律,他们可以随意改变它,往汤里撒尿。

  拿民意研究来说,我在20世纪60年代读研究生时,民意研究正处于鼎盛时期。我在威斯康星的老同事默里·埃德尔曼(Murray Edelman)喜欢指出,通过问卷调查,你也许会发现人们更喜欢X或Y,或者他们认为最高法院做得不错。但这些都不是稳定的意见,如果下周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就会改变。此外,简单来说, “在那里”(out there)不存在客观的政治和社会现实。这是符号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格尔茨在他关于眨眼和抽动的解读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一点。约翰·邓恩(JohnDunn)也有一篇很好的文章,讲的是,如果不对人们自己如何考虑自身在做的事情提供一个现象学的描述,你就永远无法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满意的解释。

  问:尽管人们对政治学的科学雄心心存疑虑,但您认为这个领域在产生知识方面有什么成就吗?

  答:你是在要求我思考这个学科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但事实是,一段时间以来,我并没有考虑过这个学科,部分原因是我认为它只能教给我这么多。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读《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东西了——至少有8年了。我仍然收得到刊物,因为如果你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的会员,它自动就会寄到。每次我去参加APSA的年会,最多每4到5年,我都会续一下会籍,但之后就任其失效。我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从邮箱里取出,再直接扔进垃圾桶。

  可是,如果我像个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样行事,我会自问:“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读政治学的,我学到了或知道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呢?”我会指出有关合理性(rationality)的韦伯式洞见,以及有关物质利益的未经加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我确实从符号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几年前我正在开车的时候忽然顿悟了,我在汽车保险杠上瞥见一张贴纸,上面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我心想:“只有我读过那些符号学的东西,才让我意识到这张写着‘美国,爱它或离开’的保险杠贴纸,其实是对另一张没贴出来的保险杠贴纸‘美国,我恨它,我要走了’的回复。这是一种反对消极缺席的主张的声明。”

  同样,如果你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顿(Allentown)或威尔克斯-巴里(Wilkes-Barre)的人交谈,告诉他们,他们来自一个多么糟糕的小镇,他们会勃然大怒。我的妻子来自匹兹堡,她也是这样的。越是糟糕的地方,就越需要保卫。符号学告诉我,每一种话语其实都在与看待世界的别样方式进行对话。

  《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美] 詹姆斯·C. 斯科特 著,袁子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

  问:您认为当代政治学过于强调方法论的严谨,导致大量研究聚焦于琐碎问题。那么在自己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答:如果你看一大堆博士论文,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处理一个强有力的且有趣的问题,另一类则不是。大多数论文属于后一类,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都很无趣,一开始就根本不值得去问。有很多论文提的问题我甚至懒得知道答案。我宁愿看到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失败的努力,也不愿看到解决一个琐碎问题的成功的努力。

  林德布洛姆说得很好。据林德布洛姆讲,在莱特兄弟之前,芝加哥的几个兄弟曾试图飞起一架飞机。他们失败了,他们的飞机掉进芝加哥河里。林德布洛姆的观点是,如果没有这次崇高的失败,莱特兄弟就不可能取得他们的成就。所以,如果拿本·安德森(Ben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书来说,它的开头是这样问的:“为什么会有法国无名氏的坟墓、美国无名氏的坟墓,却没有一位无名资产阶级、无名无产阶级的坟墓?为什么有些集体属性能激发强烈的情感和行动,另一些却不能?”这是绝妙的问题。《想象的共同体》是一本疯狂的书,但没有人会认为它不过是一本谈论过时了的兴趣的书。

  答:政治学存在着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我的意思是,那些对越来越少的人才有吸引力的、日益专门化研究的小圈子越来越多。

  根据我的同事道格拉斯·雷的说法,其实有人对一篇社会科学期刊文章的平均读者数量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是少于3人。让我们设想这可能是由于只考虑了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平均读者数量实际上是9人吧。

  这仍然意味着,同行评审期刊的整套生意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那只不过是一台为人们取得终身教职而设计的鲁布·戈德堡机械(Rube Goldberg machine)罢了,布鲁斯·拉塞特经营的《冲突解决学报》(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就是一个例子。没人读那些东西。它自成小圈子,贡献者们互相抚慰。但是,在参引期刊上发表文章仍然控制着人们的终身教职,即使这些文章只有少数人在引用参考。

  我对这条路线上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有一个批评。按照它的标准,我做得很好,所以这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首先,自我引用也计数。其次,一些年轻教授达成一致相互引用,以提高他们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其三,批判性引用也计数,引文中说“这是一坨屎,不值得它被印在这张纸上”,仍然会给你计入一次引用。其四,它赋予发表文章而不是出版图书的人以特权。最后,它让用英语写作的人享有特权。《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一种英美式操作方式,它让致力于英美式政治学主流研究的人享有特权。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美] 詹姆斯·C.斯科特 著,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

  答:我想看到一个要求,即要在政治学领域获得新的岗位,你必须向其他学科证明,这个人对他们也很重要。那将令人振奋。为了获得政治学的终身教职,假设你必须让另一个系的人说你的工作令他们也感兴趣,那将会怎么样?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如果你必须让两个相邻学科的人读你的材料,然后说“这看起来不错”,那将会怎么样?如果每个获得终身教职的人都必须在两门学科中同时获得双聘任命,每个系都要为此付出什么的代价?换句话说,第二个系不能只说, “是的,斯奈德对我们来说很好,我们不反对联合聘用”,他们必须得真正地为斯奈德的部分时间付报酬,这会花费他们的真金白银。对于这在制度上该如何运作起来,我没啥想法,但我在摸索一条不断从外部获取信息和判断的道路,一种能让人越过学科的肩头来观察审视的方法。最基本的问题是,你怎么把一套程序制度化,以抵制过度专业化?

  鉴于人生无常和政治学的学科约束,你也罢、我也罢、其他任何人也罢,都不确定政治学往何处去。没有人知道5年或10年后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光荣的研究工作。一个明智且理性的系,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因此会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下一系列的赌注,因为光线会从许多扇窗户中透进来。现在,对于一个只有几个职位的小系来说,或许孤注一掷赌一把是有道理的,就像罗切斯特大学用理性选择理论赌成功了那样。但是如果你每次都用掷骰子来作决定,那就要么赢、要么输了。耶鲁不需要这样做。我们的规模足够大,能够而且应该下很多明智的赌注。

  我进一步的观点是,搞理性选择的人,如果他们周围都是些搞理性选择的人,只会变得越发愚蠢,因为他们只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的方法从未受到挑战。如果你想要聪明的理性选择学者,你就必须让他们置身于充满挑战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环境中,迫使他们每天为自己辩护。最好的理性选择研究将产生在这样一个系,在那里做理性选择的学者必须证明他们的工作为什么有价值。当然,对于那些不做理性选择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只有我和我这种人的政治学系。

  问:继续用您的达尔文主义比喻,我们是否应该为物种的无限多样性而奋斗?我们应该百花齐放吗?或者说,在某一门学科的大屋顶下,知识多样性能够蓬勃发展到何种程度?会有限度吗?

  答: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伊恩·夏皮罗发起了一项鼓舞人心的计划,通过聚焦政治学中六七个长久持续的主题,重新规划耶鲁的招聘工作。这些主题包括分配、制度设计等等。我赞成伊恩的做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些主题的有趣的事。我们不在乎你是在研究康德和黑格尔,还是在做有关辛辛那提警察部门种族关系的理性选择研究。我们不在乎你用什么技巧。”这就像在谈到中国转向更加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时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如今这种招聘方式并没有遗忘一个事实——人们有方法论上的承诺,但它迫使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方法,而是通过他们实际上能够展现出的对政治学中这些长久持续主题的研究来证明自己。

  理想情况是,我们会看看那些想要一份工作的人,判断他们的想法有多有趣、多有力。希望这种判断不会与他们使用的方法紧密相连。但是很多事情阻碍了人们的事业、个人问题如此等等,招聘是一门不精确的科学。如果你每年都把赌注押在5个有创造力的新人身上,很有可能其中3、4个人都不会成功。因此,关注求职者对长久主题的看法,可能是最接近令人满意的招聘策略。但是迷恋任何一种方法,包括迷恋“法无定法”,都是错误的。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一书,内容有删减。原文访谈:[美] 理查德·斯奈德;摘编:罗东;导语部分校对:付春愔。封面题图来自《教授》( The Professor 2018)剧照。欢迎转发至朋友圈。